他一生历经曹魏末年的权力更迭，亲手终结三国乱世、建立西晋，开创“太康之治”的短暂盛世，却也因晚年决策失当，为西晋的速亡埋下深重隐患，其功过是非，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且极具争议的一笔。
司马炎的崛起，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站在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三代人苦心经营的权力基石之上。
自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曹爽、掌控曹魏军政大权开始，司马氏便已成为曹魏政权实际的掌控者——司马懿隐忍多年，以“老谋深算”奠定家族基业；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曹髦，进一步巩固司马氏权威，甚至不惜平定毋丘俭、文钦之乱，震慑朝堂；司马昭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灭蜀汉、擒刘禅，将曹魏疆域拓展至西南，权势达到顶峰，虽未敢公然篡魏，却已为后代称帝铺平了道路。
司马炎生于曹魏青龙四年（236年），自幼便在司马氏的权势氛围中成长，深受家族政治理念的熏陶。
他聪慧过人，且深谙权谋之道，既继承了祖父辈的隐忍与果决，又有着不同于父辈的圆融与气度。
司马昭起初更偏爱次子司马攸，认为司马攸“才望出武帝之右”，一度想将权力传给司马攸，但在何曾、裴秀等重臣的劝谏下——他们以“立嫡以长”的传统礼法为据，认为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司马昭最终改变主意，立司马炎为世子。
曹魏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病逝，司马炎承袭父亲的晋王爵位与相国之职，全面掌控曹魏军政大权。
此时的曹魏政权，早已名存实亡，魏元帝曹奂不过是司马炎手中的傀儡，朝堂上下皆是司马氏的亲信，“禅让”的剧本已悄然酝酿。
司马炎深知“天命所归”的舆论重要性，他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先通过封赏功臣、安抚宗室、减免赋税等手段，赢得朝野上下的支持，同时暗中布局，清除可能阻碍自己称帝的势力。
同年十二月，在司马炎的精心安排下，魏元帝曹奂被迫颁布禅位诏书，将皇位“让”给司马炎。
司马炎假意推辞三次后，最终在洛阳南郊举行登基大典，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改元“泰始”，史称“西晋”。
至此，曹魏政权正式终结，司马炎成为西晋的开国皇帝，年仅29岁。
登基之后，司马炎并未对曹奂赶尽杀绝，而是封其为陈留王，允许他保留天子仪仗、使用曹魏历法，这一举措既彰显了司马炎的“仁厚”，也为后世王朝处理前朝君主提供了范本。
司马炎登基之初，天下尚未完全统一——南方仍有东吴政权割据一方，与西晋形成南北对峙之势。
东吴自孙权建立以来，历经数代君主，虽在后期因孙皓的残暴统治而国力衰退，但仍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在长江天险的庇护下，西晋想要一举灭吴，并非易事。因此，司马炎制定了“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先致力于整顿内政、恢复生产，为灭吴大业积蓄力量。
在政治上，司马炎吸取曹魏因“宗室衰弱”而被司马氏篡权的教训，恢复了分封制，将司马氏宗室子弟分封到各地为王，给予他们兵权、财权与行政权，希望通过宗室的力量拱卫中央。
同时，他也注重拉拢世家大族，延续了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并对世家大族多加优待，以此巩固统治基础。
不过，司马炎也并非一味纵容，他曾多次下诏整顿吏治，严惩贪腐官员，例如泰始四年（268年），他颁布《泰始律》，简化法律条文、减轻刑罚，既规范了官员行为，也缓和了社会矛盾；他还重视人才选拔，多次下令各州郡举荐贤能之士，打破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一定的晋升通道。
在经济上，司马炎深知经过三国长期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
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首先，推行“占田制”与“课田制”，规定男子每人可占田70亩，女子30亩，同时要求农民按规定耕种土地、缴纳赋税，这一制度既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也确保了国家的赋税收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减免赋税徭役，多次下诏免除受灾地区的赋税，减轻百姓负担，例如泰始二年（266年），司马炎下令“罢农官为郡县，劝课农桑”，鼓励百姓开垦荒地；
此外，他还重视水利建设，下令修复因战乱受损的灌溉工程，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西晋的国力大幅提升，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为灭吴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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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东吴，在吴末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