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皇帝这句话，张让的地位彻底稳固，他联合赵忠、夏恽等九个宦官，组成了“十常侍”，成为东汉末年最有权势的宦官集团。
此时的张让，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掖庭里的小宦官。他在洛阳建造了豪华的宅邸，其规模堪比皇宫；他的侄子张奉担任太医令，儿子（宦官养子）张朔担任野王令，家族子弟遍布朝野。
各地官员想要升迁，都要先给张让送礼——荆州刺史苏谦，因为当年得罪过张让，后来被张让找借口诬陷，全家被抄斩；议郎蔡邕，因为在奏折里批评宦官干政，被张让陷害，流放朔方。
朝堂上的大臣们对张让又恨又怕，可没人能撼动他的地位。
袁绍、袁术等世家子弟，多次在朝堂上弹劾十常侍，却都被灵帝驳回——在灵帝眼里，张让是帮他赚钱、陪他玩乐的“亲人”，而那些大臣，不过是只会说空话的“外人”。
张让知道，自己的权力全靠灵帝的宠信，所以他从不放松对灵帝的“伺候”——灵帝想建宫殿，他就从地方搜刮木材；灵帝想玩市井游戏，他就把皇宫改成集市，让宫女宦官扮演商贩。
可张让心里清楚，这份宠信就像流沙，看似牢固，实则脆弱。
他一边讨好灵帝，一边暗中布局——他让亲信宦官掌控京城的部分禁军，让家族子弟在地方担任要职，甚至和一些外戚暗中勾结，只为在未来的乱局中，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中平元年正月，巨鹿郡爆发了黄巾起义。
张角兄弟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率领数十万农民起义军，席卷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
消息传到洛阳，灵帝慌了神，立刻召集大臣商议对策。
朝堂上，大将军何进主张派大军镇压，还提议让地方豪强招募私兵，共同对抗黄巾军。
而一些大臣则趁机弹劾十常侍，说黄巾之乱是因为宦官干政，天怒人怨，要求灵帝诛杀张让等人，以谢天下。
张让坐在殿角的宦官席位上，脸色平静，心里却早已盘算好了对策。
散朝后，张让立刻去见灵帝。
他没有为自己辩解，反而跪在地上，哭着说：“臣等无能，让陛下受惊。黄巾贼寇作乱，是臣等没有尽到劝谏陛下的责任。如今国家危难，臣愿捐出家中所有财产，资助军队，只求陛下能赦免臣等的罪过，让臣等能为国家效力。”
灵帝本就不舍得杀张让，见他愿意捐钱，又哭得可怜，顿时心软了，连忙扶起他：“张常侍不必如此，黄巾之乱与你们无关，是那些贼寇不知好歹。你能有这份心，朕很欣慰。”
张让趁热打铁，又提议：“何大将军主张派大军镇压，臣觉得可行。但地方豪强招募私兵，恐会后患无穷，不如让朝中大臣担任地方州牧，既能统兵平叛，又能牵制豪强。”
这提议看似为国家着想，实则是张让的权谋——他知道何进是外戚，与世家关系密切，地方豪强招募私兵，只会壮大何进和世家的势力。
而让朝中大臣担任州牧，其中不乏他的亲信，这样既能掌控地方兵权，又能制衡何进。
灵帝觉得张让说得有道理，立刻准了，任命皇甫嵩、朱儁为左、右中郎将，率军镇压黄巾军，又派大臣担任冀州、幽州等州的州牧。
接下来的两年里，张让一边在京城辅佐灵帝处理政务，一边暗中掌控平叛进度。
他给皇甫嵩、朱儁的军队提供粮秣，却又暗中限制他们的兵力，不让他们太过功高震主；他让亲信州牧在地方招兵买马，却又嘱咐他们“不可擅自行动”，必须听从朝廷号令。
中平三年，黄巾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可张让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
经过黄巾之乱，地方州牧拥兵自重，何进的势力也越来越大，而灵帝的身体，也越来越差。
他开始加紧布局——他让侄子张奉掌控太医署，密切关注灵帝的病情；让养子张朔在野王县囤积粮食和兵器；还暗中联络骠骑将军董重（灵帝母董太后的侄子），想借助董氏外戚的力量，制衡何进。
可张让没想到，他的这些布局，反而加速了乱局的到来。
董重与何进素来不和，两人因为权力争斗，矛盾越来越深；而地方州牧中，董卓等野心家早已看穿了朝廷的虚弱，暗中等待着进京夺权的机会。
中平六年四月，汉灵帝驾崩于嘉德殿。
临终前，灵帝把张让叫到床边，托付他辅佐皇子刘协（陈留王）登基。
张让含泪答应，心里却清楚，这是他一生中最凶险的时刻——何进是皇子刘辩（何太后之子）的舅舅，必然会拥立刘辩，而自己受灵帝遗命辅佐刘协，注定要与何进为敌。
灵帝驾崩的当天，何进就率领禁军进驻京城，拥立刘辩为帝，是为汉少帝。
何进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想诛杀十常侍——他早就看不惯张让等人专权，如今有了兵权，自然要除之而后快。
袁绍、袁术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