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陈寿所着的《三国志》中，虽无专门的潘凤传记，但在《袁绍传》注引《英雄记》中，曾有一句简略的记载：“（韩馥）遣都督从事赵浮、程奂将强弩万张屯河阳。
浮等闻馥欲以冀州与绍，自孟津驰东下。
时绍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从后来，船数百艘，众万余人，整兵鼓夜过绍营，绍甚恶之。
浮等到，谓馥曰：‘袁本初军无斗粮，各已离散，虽有张杨、於扶罗新附，未肯为用，不足敌也。
小从事等请自以见兵拒之，旬日之间，必土崩瓦解；明将军但当开阖高枕，何忧何惧！’馥不从，乃避位，出居赵忠故舍。
遣子赍冀州印绶于黎阳与绍。
” 这段记载中并未直接出现潘凤之名，但结合《三国演义》的情节，潘凤作为韩馥麾下的“上将”，其原型或许与韩馥时期的冀州将领有关。
东汉末年，冀州牧韩馥麾下并非无将可用，赵浮、程奂等人能率万余强弩兵屯驻河阳，可见其军事实力不俗。
潘凤能被韩馥在诸侯会盟讨董卓时称为“上将”，必有其过人之处。
在汉代，“上将”一词并非泛泛之辈可担当，往往指军中地位尊崇、勇武过人的高级将领。
若潘凤真如演义中那般不堪一击，韩馥作为一方诸侯，断不至于在如此重要的场合自曝其短。
那么，为何潘凤在历史记载中如此模糊？
这与三国时期史料的散佚不无关系。
陈寿着《三国志》时，距三国鼎立已近百年，许多中下级将领的事迹未能被详细记录，尤其是在袁绍、曹操等强势诸侯崛起的过程中，韩馥这样的“失败者”及其麾下将领，更容易被历史的尘埃掩埋。
潘凤的名字能在后世演义中留下痕迹，已属难得，只是其形象被赋予了文学创作的需要，才显得如此单薄。
我们不妨从冀州的地理与军事环境入手，推测潘凤可能的背景。
冀州在东汉末年是天下粮仓，人口稠密，兵源充足，素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韩馥能坐稳冀州牧之位，麾下必然有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否则难以在群雄环伺的环境中立足。
潘凤能被冠以“上将”之名，或许是在冀州本地征战中积累了战功。
例如，冀州周边常有鲜卑、乌桓等部族袭扰，地方将领需常年戍边，潘凤可能在抵御外族入侵的战斗中表现突出，才获得韩馥的信任。
此外，汉代军队注重将领的武艺与统兵能力，“上将”不仅要自身勇武，还需具备指挥大军的才能。
若潘凤仅是一介武夫，韩馥断不会在诸侯会盟这样的场合将其推出。
由此推测，潘凤在韩馥军中或许担任重要军职，如中郎将或偏将军，负责统领核心部队。
只是在讨董卓的战役中，他可能因战术失误、兵力悬殊或其他意外因素战败，而非单纯的“无能”。
从史料记载的缝隙中，我们还能发现一些间接线索。
《后汉书·袁绍传》中提到，韩馥在出让冀州前，其麾下将领多有不满，可见韩馥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将领们各有实力。
潘凤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或许是韩馥用来展示实力的“牌面”，只是这张“牌”最终未能如预期般发挥作用。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许多本该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却因种种原因被简化、被遗忘，潘凤便是典型例证。
在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中，潘凤的出场极具戏剧性。
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中，董卓部将华雄在汜水关前耀武扬威，连斩俞涉等将，诸侯联军一时束手无策。
此时，冀州牧韩馥挺身而出：“吾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
于是，“潘凤手提大斧，上马而去。”
然而，“去不多时，飞马来报：‘潘凤又被华雄斩了。’” 寥寥数笔，一个“勇将”便成了“炮灰”。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潘凤的角色承担着重要的“铺垫”功能。
华雄连斩俞涉、潘凤，既凸显了董卓军的凶悍，也制造了诸侯联军的危机氛围，让读者为联军的命运捏一把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羽的出场才更具冲击力——“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而后“温酒斩华雄”，一举奠定关羽的神勇形象。
可以说，潘凤的“败”，是为了衬托关羽的“胜”；潘凤的“弱”，是为了凸显华雄的“强”，进而反衬关羽的“更强”。
这种“层层递进”的衬托手法，是《三国演义》塑造英雄形象的常用技巧，潘凤便成了这一技巧下的“功能性牺牲者”。
但这种功能性塑造，也让潘凤的形象被彻底扁平化。
他没有背景介绍，没有性格刻画，甚至没有一场像样的战斗描写，唯一的作用便是“被斩”。
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后世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