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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绍的建议下，何进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策——密召董卓率军入京，以“兵威”胁迫太后同意诛宦。
这一决策堪称饮鸩止渴。袁绍等人以为董卓是“边地粗人”，易于掌控，却不知董卓早已觊觎中原。
接到诏令后，董卓即刻率军向洛阳进发，同时上书朝廷，公开宣称“辄勒兵马，驰赴京邑，辄扫除奸秽，以清圣朝”——他将自己包装成“清君侧”的义士，为入京寻找合法性。
然而，历史的剧本往往充满巧合。
在董卓抵达洛阳前，何进已被宦官诛杀，袁绍、袁术又带兵入宫屠戮宦官，宫中大乱。
少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即后来的汉献帝）被宦官裹挟出逃，于北芒山（今河南洛阳北）遇董卓大军。
这一戏剧性的相遇，成为董卓权力登顶的起点。
初见少帝与陈留王时，少帝吓得语无伦次，连话都说不完整；而年仅九岁的陈留王却能从容对答，清晰讲述宫中变故。
董卓由此心生废立之意：废黜懦弱的少帝，另立更易掌控的陈留王，既能彰显自己“再造社稷”的权威，又能“挟天子以令诸侯”。
但废立之事兹事体大，必须以强力压制反对声音。
董卓首先着手扩充兵力。
他初入洛阳时，兵力不过三千，不足以震慑朝野。
于是他玩了一个“障眼法”：每晚令士兵悄悄出城，次日清晨再大张旗鼓入城，谎称“西北援军抵达”。
洛阳士民不明就里，误以为董卓兵力雄厚，不敢轻易反抗。
与此同时，他迅速收编了何进、何苗的部曲（约数万人），又设计诱使吕布杀死执金吾丁原，吞并了其麾下的并州军——尤其是吕布这员猛将的归顺，不仅让董卓的军事实力瞬间膨胀，更获得了掌控洛阳城防的关键力量。
短短数月，董卓便完全掌控了洛阳的军权，成为城中唯一的“话事人”。
随后，他开始在朝堂之上推行废立计划。
中平六年九月，董卓召集百官，公然提出：“少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陈留王年虽少，智略天成，可承大统。吾欲废帝，立陈留王，诸公以为何如？”
话音刚落，尚书卢植便厉声反对：“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于桐宫；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罪行千余，霍光乃废之。今上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
袁绍也当庭驳斥：“汉家君天下四百余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今上无过，公欲废嫡立庶，非义也！”
面对反对声浪，董卓露出了獠牙：“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
他当场拔剑威胁，卢植、袁绍虽强硬，却无兵权支撑，最终只能隐忍——袁绍次日便逃离洛阳，卢植则被免官归隐。
其他官员见状，再也无人敢反对。于是，董卓强行废少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为献帝，自任太尉，封郿侯，不久又进位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这是西汉萧何曾获的殊荣，如今却成了董卓架空皇权的标志。
为了立威，董卓还采取了极端手段：毒杀何太后与弘农王。
何太后是少帝生母，虽曾反对何进诛宦，但对董卓而言，她始终是“外戚势力”的象征；弘农王虽已被废，却仍是潜在的“复辟旗帜”。
董卓派人将鸩酒送至弘农王府，谎称“太后有诏，令王饮此酒”。
弘农王挣扎不从，最终被强灌而死，年仅十五岁。
这一行为彻底清除了宫廷中反对他的势力，却也暴露了他的残忍本性，让天下士人不寒而栗。
掌控朝政后，董卓开始毫无顾忌地宣泄其贪婪与残暴。
他纵容士兵在洛阳城内烧杀抢掠，美其名曰“搜牢”——“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
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
连汉灵帝的母亲永乐太后的侄子也未能幸免，其府邸被士兵洗劫一空，家人惨遭屠戮。
更令人发指的是，董卓甚至将魔爪伸向皇家陵寝：他下令挖掘邙山之上的帝王及公卿陵墓，盗取其中的珍宝，“又奸乱公主，妻虐宫人”，将洛阳变成了人间地狱。
对于反对他的士人，董卓更是毫不留情。
袁绍、曹操等人逃离洛阳后，他下令逮捕其家族，“诸袁死者五十余人”；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曾劝董卓“擢用天下名士以收人心”，后因反对董卓迁都而被斩首；侍御史扰龙宗只因晋见时忘了解除佩剑，便被董卓当场打死。
这些暴行让“天下士人，莫不愤怒”，也为日后的“关东讨董”埋下了伏笔。
董卓的倒行逆施，终于点燃了天下诸侯的怒火。
初平元年（190年），勃海太守袁绍被推举为盟主，关东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