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场战役，《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记载存在显着差异。
正史中并无"温酒斩华雄"的桥段，只在《孙破虏讨逆传》中记载："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
这表明华雄实际是死于孙坚之手，且身份是"都督"，而非小说中的"骁骑校尉"。
这一细节差异，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军事部署与权力博弈。
阳人之战的背景远比文学作品所描绘的复杂。
孙坚最初屯兵鲁阳时，曾遭遇董卓军的突袭。
据《三国志》注引《吴历》记载，当时孙坚正在城外宴饮，董卓骑兵突然杀至，"坚方行酒谈笑，敕部曲整顿行陈，无得妄动"，展现出过人的镇定。
这次遭遇战虽未演变成大规模冲突，却让董卓意识到孙坚的军事才能，因此在部署汜水关防御时，特意派出了麾下的精锐部队。
胡轸作为主将，其任命本身就体现了董卓的政治考量。
胡轸出身凉州望族，与董卓同乡，且在平定羌乱时屡立战功，资历远在华雄之上。
但此人性格急躁，史载其"性急，预宣言曰：'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这番话显然是针对吕布等并州将领，埋下了军中不和的隐患。
而吕布作为骑督，虽名义上受胡轸节制，但其麾下的并州骑兵是董卓军中另一支重要力量，与凉州系将领素有嫌隙。
华雄作为都督，处于这场矛盾的夹心地带。
他既需服从胡轸的命令，又要协调与吕布的关系，同时还要指挥前线作战。
这种复杂的指挥体系，为战役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阳人之战的具体过程，在《后汉书·董卓传》中有简要记载："卓遣将胡轸、吕布攻之（孙坚），布与轸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
坚追击之，轸、布败走。"而《三国志·吕布传》则补充道："布等夜惊，军众大乱奔走，皆弃甲，失鞍马。"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还原出战役的关键节点：胡轸率军抵达阳人城时，发现孙坚军已提前占据城池，于是决定驻军休息，待次日攻城。
但吕布因不满胡轸的傲慢，故意散布"孙坚军夜袭"的谣言，引发军中恐慌。
当时华雄正率部驻守前营，猝不及防之下陷入混乱。
孙坚抓住战机，亲率精锐出城反击，华雄在乱军之中奋力抵抗，最终寡不敌众被斩杀。
华雄之死，本质上是董卓集团内部矛盾的牺牲品。
凉州派与并州派的权力斗争由来已久，董卓虽试图调和，却始终未能建立有效的整合机制。
胡轸作为凉州代表，对吕布的并州势力充满敌意；吕布则凭借董卓的宠信，根本不把胡轸放在眼里。
两人的冲突在战场上爆发，最终葬送了整支军队。
华雄作为董卓的同乡部将，自然被归入凉州阵营，但他缺乏足够的政治手腕来化解这场危机，只能在派系倾轧中沦为牺牲品。
值得注意的是，阳人之战的失败对董卓集团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是关东联军讨董以来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联军士气。
而董卓经此一败，意识到洛阳难以坚守，随即做出了迁都长安的决定。
华雄的死，恰是这一历史转折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它不仅暴露了董卓集团的内部裂痕，更加速了关东诸侯与董卓集团的彻底决裂。
为何华雄的死因会在文学作品中发生如此戏剧性的转变？
这与宋元以来民间对三国历史的再创作密切相关。
从西晋陈寿《三国志》到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华雄的形象经历了近千年的演化，逐渐从一个历史上的普通都督，变成了衬托关羽神威的"工具人"。
唐代之前，华雄的形象基本忠于史实。
房玄龄等编撰的《晋书·陈寿传》中，仍沿用《三国志》的记载，称华雄为孙坚所杀。
唐代诗人章孝标在《淮南李相公绅席上赋春雪》中写道："坚卧安能止岁饥，阳人战死华雄尸"，也明确将华雄之死与孙坚联系在一起。
这说明在唐代，华雄的历史形象尚未发生根本改变。
华雄形象的转变始于宋代。随着理学的兴起，历史叙事开始融入更多的道德评判，"正统"观念逐渐强化。
刘备集团作为汉室宗亲，被视为三国时期的正统代表，而曹操、董卓等则被归入"篡逆"阵营。
这种价值取向影响了民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