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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于列国制度，如大晟、大肇皆是官员按照职司、品级、爵位勘定俸禄，但是大肇毕竟是废止了封疆裂土以及世爵世禄，而又为了加强对于地方管理，有设置许多临时派出机构，这便是差遣的由来，而且对于官员的权责较本官更重差遣，本官便是寄禄官只是确定官禄。

    比如承公如今寄禄官迁给事中，贴职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差遣丹南路经略安抚使、管内劝农使、知应天府事，丹南路马步军都总管、丹南路沿海水军制置使、提举本路兵马巡检盗贼事，爵开国侯，实封三百户。

    因其本官低于贴职，故按贴职循例发放，年给料钱十二万钱，还有春冬两季赐衣绫五匹、绢十七匹、罗一匹、绵五十两；职名年给添支钱二十万钱；差遣年给添支钱六十万钱；四辅知府职田两千亩，定额标准每亩三斗，合米六百石，折钱四十万钱；元随傔人七人者所费也是公支，至于迎来送往、四时宴饮、车驾屋舍等概由公支。

    合计算来承公为帅臣一年，各项收入折钱超一千六百贯。如承公者，不蓄妓、不纳妾、不经商、不置田产、许多开支都是节省下来以资助乡里及辖地内贫弱学生，世人因此称之清廉。

    而对比地方下层官员，比如县尉由希古，年收入合计不足两百贯，差距八倍有余，其中车驾屋舍费用还需自理，如由希古在偏县还好，若是寿安县这般附郭县只是日常开支便将俸禄花费的所剩无几了。而许多低级京官因为东京价格腾贵，更是困苦不堪。故此中下级官员若是不从事商贾经营之道，生活已是艰难，何况安于职守。

    因此，宣宗朝承守真便上书言及此事，其上奏中提及，

    “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

    这还是宣宗朝时的风景，近况更甚之。中枢既然无力提高官员待遇，又不能裁汰冗员，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官员们各显本领，除非闹的过分招惹物议，才拿来几个不知好歹的处置。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文官宁可外任市舶司、转运司也不愿在京城做个诸司郎中。

    文官尚且如此，何况武臣，只看源净这等诸事漠不关心的，也对于经营之道夸夸其谈，便可窥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