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庆康新政，新政诸事皆废，唯太学之惠政得以保留，并在簋璧之迁转回京亲自主持后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

    如今簋璧之贬谪汜源城为观察推官，在士学士所建立应天书院基础上，在汜源城，汜水与兰溪交汇的浮戏山浅丘之交汇处建立了官民合办的观德书院。其间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并创立了卓有成效的“兰学”，以“明体达用”的先进理念与实践路径开风气之先。

    “明体”就是教育出来的学生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志向的高素质人才，“达用”就是有用的人，做有为之士。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和历算等科。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即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

    待簋璧之再次迁转国子监直讲，一力主持整顿太学之事。更是振聋发聩的倡言‘学校之兴莫过于三皇，而三皇之兴莫过于五帝。先圣大禹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将学校教育提升到国策的地位，也因此重科举尤重制科，重教育首在太学，太学内舍生绩优者可直接参与殿试或读满毕业，赐同进士出身，可授予官职。而太学在簋璧之亲力亲为下，不仅天下英才云集，且广大资深官员皆以受邀可在太学讲学为荣，即便是贵为宰辅在太学中也以学问论高低，大肇之太学以“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独步天下，能如太学者非大肇各路英才不可入，即便是营丘栿、芦颂这样的宦门良才、地方名士也是常年待选。

    因此芦颂、营丘栿有心在儒学科场上博取功名的，对于得入幕府乃是心向往之。

    于是营丘栿、营丘檩兄弟也在经抚司上行走，如此他们五人又抽调府县选人，构成文字班底。其中营丘栿点检文字，主管文字四人，赞引知班二人，书写文字五人，机宜文字芦颂一人，书表司及通引官莱观等二人，全由管勾机宜文字紫舒軏主管。

    雷厉、源净二人充准备差遣，熊暠、智全宝二人充准备指使，而风鸣、霄春臣、宗淑皆被承公征辟为经略司勾当公事，有令牌、可持械，凭票可缉拿丹南七品下官吏军民一切人等。若说霄春臣也就罢了，风鸣那是承公欣赏之人，而宗淑以十五岁束发年纪反而差遣名位还在几位师兄之上，只怕也是承公刻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