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察御史任上乃是以治乱平政为己任。
庆康二年，因东丹犯边，而北境发生军士哗变事，则任缘边按察使出使东丹，不只圆满完成使命，归朝乃上奏《三事》，
其一，以山北沿边将帅未甚得人，特乞精选，其三关尤不可轻授。太宗朝以骁将秋崇志守之，崇志为国尽忠而殁，其后继之以文臣儒帅，若边鄙无事，则堪用自保，凡东丹番贼掠边，则临阵无壮武虓勇帅臣，筹谋阙运筹帷幄良士。如今之事，不止于帅司无状，也因转运、按察诸司攻讦无度，而至物议喧然，历年多矣。北虏因而小觑中夏，骄横凌于我邦，抢掠欺至吾民，以今观之，衅端已兆，庙堂之上，所宜窥之未萌，而为国家锐意而远虑也。今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髙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当考以应敌制胜之略，询以安边御众之宜，观辞气之瑰奇，举动之方重者，擢而用之，则取人之要，无大于此。
其二，北虏自先朝请盟之后边鄙无事垂二十年。臣访闻契丹官吏薄于俸给，人民窘于衣食，故自将相而下，以及族帐，各萌南牧之心。所未欲者，特其主耳，亦非甲兵用度之未足，种落上下之未和，其力固有余也。然其贪而好利，忍而好杀，强则骄傲，弱则卑顺，率北方之天性也。故自古圣王以禽兽畜之，来则驱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此制逺人之常道，然无代不为中国之患。议者或谓四夷乃支体之疾，夫支体之疾亦根于心腹矣，苟支体未宁，则心腹安得无患！愿陛下深鉴于此，慎无忽焉。又虑陛下左右或言事者，有以北虏无事，以安圣意，谓彼君臣乐我和好，盟誓甚固，万不负德，窃恐有误于陛下也。《兵法》曰：‘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也；无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彼必有潜谋构隙之志，尤不可不深虑也。臣窃知沿边诸将未甚得人，皆售进市恩，结援固宠，不讲方略，不训士卒，抚驭无术，劳逸不均，以致边备未完，边廪未实，一旦急用，必先事而败。且崑朔地方千余里，别郡数十，与北虏界连接，深入之患，甚可虞也。而郡无善将，营无胜兵，卒有来如疾电，去如脱兎，缓急之际，曷以御之？臣毎念至此，寒生毛骨。况观今来事势，乃必然之兆。
其三，臣闻戎狄为中国之患，其来久矣。以古揆今，未有恃盟好。舍武备，而不为后患者。国家逾二十年，沿边卒骄将堕，粮匮器朽，主兵者非绮纨少年，即罢职老校，隠蔽欺诞，趣过目前，但持张皇引惹之说，训练有名无实，得不熟虑乎？臣昨奉命出境，北虏国中情伪颇甚谙悉。自创云中城作西京以来，不辍添置营寨，招集军马，兵粮积聚不少，但以西讨为名，其意殊不可测。缘云中城至靖塞城，在从靖塞城至金凤城，城壁相望，只数十里，地絶坦平，此大肇自失山后五镇此路，尤难控扼，万一侵轶，则崑朔深可忧也。不可信其虚声，弛其实备。兼闻靖塞城以北，累年来蕃戸深入南界，侵占地土，居止耕田甚多。盖边臣畏懦，不能画时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加滋蔓，窥伺边隙，寖成大害。况边上将帅尤在得人。昔太祖经营四方，选勇干忠实者，分控边陲。今则不然，莅事未几，即从迁徙，又何暇于训练备御乎？虽命两府重臣往逐路宣抚措置，更望陛下频召执政大臣与总兵将帅，乞叮咛训谕，俾图议谋策，选求将帅，精练卒伍，广为积聚，以大警备之。不然，则惧贻陛下之深忧也！臣欲乞今后应沿边要冲之处，专委执政大臣精选素习边事之人，以为守将。如得其人，责以实效，虽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贵军民安其政令，缓急不至败事。
也正因为此奏，才为日后参政士悦学士任用秋延肇奠定基础，如今山北三关秋帅岿然不动，压制东丹十载，已经是庆康新政难得留下来的成果。
只是秋帅又如何能兼顾两千里北疆防御？如今山北东面有着秋帅及其子弟与叔父带领的宗家子弟，还有许多海东、山北志士如砥柱般扎根于此，而他们的身后已经无复昔日三百里绵亘的厚重防线，那些驻泊禁军与义勇、土兵已经裁汰迁转十不存一，壕沟拥塞、池淀干涸、堡砦废弃、栅墙损毁，真若北虏入寇只怕是一马平川及此！
而现今之局面不正与承龙图十余年前的见解一般吗？若有庆康二三贤臣直柄朝政，哪里有北虏窥伺中夏的机会！每念到此处，父亲也不免怨愤，三郎如今面陈贤者，如何不念及于此。
庆康三年，承守真再向宣宗条陈《七事》，建言应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又奏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因其所言恳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时弊，与士学士所作《答手诏条陈十事》照相辉映，皆为朝廷采纳，传为佳话。
庆康三年，正是在士悦、子庚节、阳攸、承守真等一众英才贤俊的进言下，宣宗才下定决心倡导新政。
新政首要便在地方，而东京则是京畿枢纽，天下中枢。东京城若能为新政表率，四方将因以成事，以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