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周边诸国甚至国内很多少数民族的崇佛习惯，都少不得某一代朝廷的推波助澜。
而在本国，却对皇帝以及对民间宗教的信仰，长期保持相当程度的警惕。
摆出对佛道等宗教事务的尊崇姿态，不过是看重他们的劝善驯民之功效耳。
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华夏文化对宗教才会有不养闲神这种甚为功利的态度。
所谓华夏民族没有信仰，那纯属拿着愚昧评价先进的扭曲标准。
华夏民族信天信命，信道德自律与利他主义，信人定胜天信知其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
但就是不需要信什么具体且具象的毛神，才能保持内心的平和和善良。
信神是闲来的消遣，少有为此消耗国力的事情发生。
鼓励行商却不一样，这祸害的可是本国士人豪族。
所以卢喷喷和朱儁等人心底里一直有一些不安。
他们担心，这种举措会长久的败坏国内风气，引导不良的社会价值取向，乃至从根本上败坏国力。
但荀彧的说法，似乎商贾也不是那么不堪？
听卢喷喷询问，荀彧恭敬的拱手，道：
“仅一得之愚，岂敢妄做诳语。”
一得之愚说的是智者千虑和愚者千虑的典故，这就是谦虚了。
卢喷喷还没答话，旁边依旧板着脸的朱儁却急急道：
“与吾等细细说来。”
他喜欢挑刺的性子不光挑别人的刺，连自己的刺也挑。
所以比起卢喷喷这种本来就有些老无赖的性格，他更不容易放过自己。
诱使士绅从商，他内心的内疚感与负罪感始终折磨着他。
这会儿听闻荀彧说得好像有些道理的样子，他自己也很想从中获得解脱。
朱儁本来对荀彧并无好感，特别是大概听闻了一些他组建皇商行会时的举措。
觉得这又是个浪荡无行善鼓弄口舌的所谓名士。
但他也是个很善于反省的家伙。
听闻了荀彧完整的说法，顿时察觉到了自己的偏见，对荀彧的印象有些改观。
这话题还挺大的，荀彧少不得需要侃侃而谈。
“初闻以田换股诸策，彧曾不解，商贾为贱业，耕读方为士族正途。”
“今上欲以贱业赋士绅，以陛下立周庙兴推举之智，何愚至此。”
“后久寻古籍，《易经·帝系》有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若商取利害民，虞舜圣人也，缘何为之？”
“商为古之四民，《左传》曰：士农工商，不败其业。”
“班孟坚《白虎通 商贾》有云，商之为言章也。”
“章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
“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来……”
荀彧说，最开始听闻庚哥要让士绅都从事商贾之业，他也不理解。
士绅是国家的栋梁，为什么陛下这么聪明的人，要让士绅从事贱业呢？
他遍翻古籍，发现最早记载商业行为的是关于虞舜的记载。
尧舜禹汤，这可都是上古圣人，圣人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吗？
他担心是自己的学识浅薄，不解陛下的深意，于是又翻书苦思。
商贾商贾，班固在《白虎通义》中说，行者为商，坐者为贾。
也就是说长途贩卖，互通各地有无的是商，开店售卖，充实民众所缺的为贾。
荀彧说按这么来说商贾虽然不事生产，却是有益于民的啊，何至于沦为贱业。
他发现商人沦为贱业，是从暴秦商君变法开始的。
商君是为了使民寡欲，只知饱足，方便管理和驱使才这么干的。
这样国家虽强，却是霸道而不是王道。
而且即使暴秦，也出现过吕不韦这样把持秦朝国政的大商贾。
大抵是因为对吕不韦这样通过经商掌握大量资财，再进而左右国政的商贾的恐惧，后世才对商贾严防死守。
以至于有商人不得当官为政的规定。
但对商贾的防范，岂不是正说明商业聚集财富的能力么？
个人为之尚且可以富可敌国，若朝廷为之，岂不是不用取税，便可财赋充盈？
他遍思今上瓷窑、书局、粮行等政，觉得庚哥就是这么个意思。
当今陛下是久苦于国家财政紧张，又不愿意加赋于民，想以国经商了。
国家经商积累资财的程度与速度，当然不是个人和家族能比的。
那当然也就没有必要防范商人了。
所以，陛下并不是薄待士绅，而是想带着士绅与国家一起发财啊。
他不知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总觉得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