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枝嫁给国振也没要什么彩礼，当时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在当时结婚需要的三大件，国振家里是一件也没有，栖霞能拿出手的就是把她这些年攒的钱，来请了几个木工做了几个像样的家具，新凳子两个，放衣服的被子的小柜子一个，做了一个洗脸架。剩下的钱买了烟买了酒买了鸡鸭鱼，左邻右舍随的份子钱勉强够办一场像样的婚礼，豫南农村的份子钱都是小夫妻结婚之前出的，不是当天随份子。贵枝倒是从娘家，也就是她养父母那里带过来了一件老式的缝纫机，两个暖水壶，梳洗的脸盆，其他的都是她四季穿的衣服鞋子之类的。
那年月，农村人谁平时带个表啊，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天下地干活，看天回家吃饭，东晋那个陶渊明写的“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恐怕是最早描写田园耕种看天劳作的诗句了吧。你要是在村里带个表，还会被说是“骚白”，这个词是豫南那边的方言土话，有时候说这俩字时候还要带个语气词，比如“烧白哩”，顺带再阴阳着语气“啧啧啧”一番，完整的说这句话就是“烧白哩，啧～啧～”。这个词是说一个人，显摆炫耀，又带有几分嫉妒的得不到的睥睨。
同样的，你在那时候的农村大多数人都是走路来往，能骑上自行车都是去赶集的时候才舍得把自行车弄出来骑骑，骑完赶紧擦洗干净，那时候有一辆自行车跟今天你有一汽车是一样的。当然，缝纫机这东西都是女人在用，更早的时候，没有这东西，都是手工缝制的衣服，有了缝纫机，女人做起来衣服也感觉顺手很多，毕竟缝纫机缝出来线路都是比手工整齐的多的，穿上手工缝制的衣服，尤其是自家媳妇做的衣服，那该是很幸福的事情。计划经济末期，城里老百姓不再靠粮票油票的时候，其实农村是有些延滞的，物质匮乏的年代，肯定先供城里人物质需求，其次才是农村的集贸市场，即使能考虑到农村的需求，也许农村也不一定有消费的能力，农村人有土地，零食可以自己播种自己收货做成面粉，农村人也有自己的自留地，可以种植蔬菜瓜果，那时候需要的苹果之类的水果，可以进行物物交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豫南那边，阿成曾在村里见过还有织布机，闲的时候，七八个妇女把自家的棉花拿出来纺成棉线，再用织布机做成棉布，再用棉布做成衣服，完全是可以自产自给的，冬天棉衣棉被，夏天的裤衩背心，巧手的农村小媳妇都能做到出来。
农村小子国振娶了城里的姑娘贵枝，这是整个村里的大新闻，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城里的姑娘下稼到乡下了，娶亲那天格外的热闹，都想看看这个城市的美人，尽管之前贵枝来过多次村里，大家伙也都多少碰过面，打过招呼，有过一面之缘，但这结婚的喜庆劲儿还得让大伙儿很是期待，毕竟这一天有喜糖可以吃，有打扮漂亮的城里姑娘下稼，还得让很多人都兴奋不已。栖霞把自己积攒的多年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摆了几桌酒席，四邻也都过来帮忙捧场子，好不热闹。
一个从小没了爹的孩子，先是因为头上没有头发，受尽治疗的身体折磨，之后还面临着多年来别人对于自己这个光头的各种讽刺和嘲笑，在那个人人都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里，国振辍了学，虽然栖霞让一圈人都去劝他再回学校读书，但他还是没回去学校，为此，栖霞还有一段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去教育这样一个倔强的孩子，孤儿寡母娘儿俩，这么多年来，栖霞可以为了国振受任何委屈，可是这时候国振一下子死活不愿意再去上学了，仿佛是一下子碰到栖霞的软肋。她能想到，这个孩子多年之后像自己一样，在田间地头操劳的样子，她却无力改变这一切，那种无助感是那样的强烈，强烈到她不知道该怎么去面临，那时候经常有人听到栖霞在地里哭泣，那地是埋了国振爹的坟头的地，一个母亲只能去给泉下的丈夫诉苦，那种心酸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国振也知道母亲去爹的坟头哭泣的事情，他都知道，但是还是拗着头不再上学了。
如今，国振结婚了，如愿娶了梦想中的媳妇，喝了酒的国振哭了，哭的像个孩子一样，婚礼上，穿着传统中山装，带着大红花，他哭的很开心，他的哭，仿佛是向那些曾经取笑他的人的笑，这是这个坚强的孩子这么多年来的情感的宣泄。此时没有人再嘲笑他的光头，那些说他这样的光头娶不到媳妇的人，他也可以勇敢的面对了，他用娶到手的媳妇，还是城里的姑娘这个事实说了话，打了那些之前瞧不起他的那些人的脸。
那场一九七五年的水灾之后，先是三舅结了婚，给阿成娶了个三妗子，三妗子因为带了俩小孩，每天在院子里嬉闹玩耍，之后国振和贵枝结了婚，结了婚的国振和贵枝也会时常来三舅家里逗那俩小孩开心。时间仿佛是最好的良药，快乐更是良药中的精品。一件喜事之后，很多人都很快忘记了那些曾经欺负过国振的事情，无论是言语上的，还是以前肢体上的，都很快淡忘了。又过两年后，贵枝给国振添了俩大胖小子，老大叫佟亮，小的叫胜亮。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人能娶到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