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知道刘恒和刘启的疑惑，唐朝的贞观君臣们一定会，起码到了大唐，阶级的意思应该也和神迹中的不一样，和贾谊的没有太大差别。
除去贾谊的《新书·阶级》外，《三国志》中用到的阶级一词同样是依据礼制、区别尊卑，“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
房玄龄疑惑：“官位之有等，如阶之有级也，这样的阶级何来斗争？”换句话，这个“共和”朝代，他们的阶级一词究竟是何意，才能使不同阶级之间能够出现斗争？
他陷入了思考。
以当下的种种“斗争”来看，无一不是利益相关，若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也就是利益团体之间的相互斗争，这其中，又包含姻亲、同门、同乡等等关系，这能称得上“阶级斗争”吗？
不对。
他换了一个方向，喃喃出声：“士农工商？”
若将视野放至整个下，而不止于朝堂之上，那还有的区别群体的方法，无疑就是如士农工商、良籍贱籍等了，这样的身份之差根深蒂固，长久存在——符合自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的法。
但若是以这样来推论斗争……身份等级之差是人人认可的，“士”的身份也是所有非士人所向往的，何来斗争？有的不过是人人想要成为士人而已。
李世民也顺着这个思路在思考，半晌，他道：“农民起义？”不论王朝是盛年还是末年，起义从未停止，虽然盛年的时候多是反贼、民变称呼。农民起义这个词，还是从神迹中学到的法。
而且，农民起义也能对得上时间，自秦朝诞生后，农民起义就出现了，汉朝也没少发生，直到大唐建立之前的王朝中也一直存在，确实是反复出现，也确实是有特点和规律——当地方官员贪腐、治理不力，灾频发无以为继，王朝气运殆尽之时，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李世民几人无奈地眼神交流了几瞬，虽然总还觉得并不能十分符合，但这也是他们短时间内根据已知的信息推出的最符合条件的结论了，只能暂且放过。
另一个问题，让李世民颇有些郁闷：“昔日朕跟随高祖创下基业，神迹中也朕登基后功勋卓着，大唐更是光辉远大，但即使如此，朕的大唐也不过是在秦汉的基础之上打转吗？”
不是他自夸，但是从先前唐太宗的部分来看，他的成就、大唐的辉煌——包括那个李隆基在位前期，在所有朝代中也是数一数二的。
可那句“文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和规律，秦汉时已颖，不就是暗中指出，随后的各个朝代，包括他们大唐，并没有什么超出其症跳出秦汉的发展吗？
阶级斗争也罢了，他们暂时还无法确定，但文明的发展怎么也会如此？
宋朝，开宝年间。
赵匡胤同样对于这个“自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感到郁闷，却又不得不承认，好像大宋确实从根本上和前代、前前代、前前前代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
他对此郁闷的同时，又有些不满：“这下难道不正应该如此吗？”
王朝建立，子放牧下黎庶，又有百官来辅佐子，还能有什么与众不同？
倒是那第一句，赵匡胤比其他朝代的君王们更加敏感在意一些——“人人皆拭目翘足以为庶几复见太平”，人人都拭目以待、翘首以盼，期待下一统、太平盛世！
他的脸皮不由有些抽动起来。
自秦启之，而汉承之，他承认，虽然始皇帝暴虐，但这一方面确实无法抹去。而汉朝更不用，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将大一统深植人心。此后每逢乱世，人人都认为下终归一统……
这难道不是他创立大宋的夙愿吗？可是他的大宋……
赵匡胤没有把握，他真的没有把握。虽然他现在知道了赵光义及其子嗣在统一方面的自欺欺人，此时也已经杜绝了赵光义继位的可能，但他也不能保证，自己在位期间能够达成愿望，更不能保证自己的后代一定能够继承并实现统一下的愿望。
明朝，洪武年间。
与其他朝代相同，洪武年间的君臣们也讨论了一番所谓“阶级”“封建”“一统”等问题，但很快，虽然还没有讨论出结果，他们的视线就被转移了。
让他们转移视线的是朱橚：“这个两千年，是实指吗？那秦朝距离我大明有多少年了？”
这句话宛若平地惊雷，惊醒了所有还沉浸在对话语进行深刻分析的人——对啊，这才是关键！秦朝距离他们大明多少年了？距离这个两千年还有多久？
什么封建、什么阶级，都不重要。
马上就有擅长数算的人，和通晓史书的人开始一同计算。
“大约有不到一千六百年……”先得出了一个大概数字，就立刻禀报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大惊：“咱大明居然没有六百年国祚？！”他原本以为，即使大明总有灭亡的一，那起码也得有个五六百年的国祚才对——神迹中那个音乐彩蛋，又不一定是大明的全部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