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依然不放心的买家，在另一位高人的指点下，携画进京。
又将此画送到了徐邦达的眼前。
果然不出意外，意外就出现了。
经过徐半尺的一番细察，这幅《仿石溪山水图》被鉴定为摹本。
也就是说，这幅画是别人模仿着张大千的风格，临摹了古人的画作。
听听，听着就乱。
在得到这一结论后，买家当即就怒了。
随即便向拍卖公司提出退货。
因拍卖行死活不肯把钱吐出来，买家只能向杭-州、浙-江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提起了诉讼。
但这场看似买家与拍卖行之间的官司，实则却也成了谢稚柳和徐邦达之间的较量。
内部人士都知道，要论习书作画的手上功夫，徐邦达肯定比不了谢稚柳。
但要论过手的字画鉴定案例，活着的人里无人能和徐邦达相提并论。
若硬要拉出一位的话，也只能是启功先生了。
在即将到来的1983年，国家文物局将成立一支书画鉴定小组。
这个小组的成员除了有徐邦达和启功，还有鉴定出《清明上河图》真伪的杨仁恺。
可以说个个都是身怀绝技，但为首的小组长身份更牛，他就是浦江博物馆的馆长谢稚柳。
这一鉴定小组的任务，除了要巡视全国各省市博物馆的工作情况，还要把馆里有争议的藏品也顺便鉴定一番。
于是，一路好戏便开唱了。
这场面向全国范围的巡回鉴定历时8年之久，期间尽是谢、徐二位大将的纷争。
谢稚柳即是小组长，又是著名书画家。
说话气度自然不比寻常，常常都是一言九鼎、不容质疑。
相比其他几位好说话的老专家，徐老的眼里却掺不了一粒沙子。
身处故宫，眼界极宽的他，阅画无数、真假皆有。
历代名人字画的风格特点，一撇一拉、一点一勾早已经输入脑海、随时调阅。
在诸多辩论场上，往往他所提出的一个关键知识点，或载入史册的佐证，都会令谢方猝不及防、无法回驳。
但奈何对方有小组长的一言否决权在手，即便说上天去，也得由天说了算。
身为艺术大家的谢稚柳脾气大、主意更大，稍有不顺就大发雷霆。
每当这时，原本还会说两句的杨仁恺、傅熹年便沉默不语了。
不以言辞锋利著称的徐邦达，更是憋着气要打包回府。
也只有启功，才会在这个时候婉言相劝：“老徐啊，何必呢！”
“你听听那都说了些什么，”徐邦达实在是气不过：“我当初在全国巡鉴时，他还不知道在哪呢？”
早在1942年时，我国也组建过一支文物鉴定巡视小组。
其中负责字画鉴定的专家，就是徐邦达。
而那一时期的谢稚柳，正跟着张大千在敦煌拓画呢。
更巧的是，那个时期的浦江博物馆当家人也正是徐邦达。
之后，因为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邀请，徐邦达才加入了故宫研究所。
而从敦煌返回的谢稚柳，也在张伯驹的引荐下，正式踏入了书画贵胄圈。
所以要论书画鉴定，谢是肯定不能与徐……那什么的！
可惜那又如何。
“权威权威”，权字当先、威慑在后。
只要有权威在，其他的一概不好使。
但什么事一旦牵扯进了第三方，就不属于内部矛盾了。
毕竟人家花得可是真金白银。
《仿石溪山水图》的买家，誓死不当这冤大头。
一告便是数年。
直到1998年，一直被真伪所绊的最高院，一怒之下委托国家文物局组织了11位专家在内的鉴定小组。
经过一番慎重专业的评估，专家团给出了最后的鉴定结果：标识为张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图》是幅伪作。
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拍卖公司败诉，裁定赔偿给买家127万元。
直到此时，谢徐之间的这场较量，才得以画上句号。
……
“想什么呢？”
浦江城的慢车道上，江家的俩兄弟并排踩着自行车。
江海见老三都快骑上马路牙子了，便提醒了一嗓子：“是不是在为燕京的那位老专家担心呢？”
之前江海就有一种感觉，虽说徐邦达这篇《徐熙落墨雪竹图》的稿子是自己受人之托。
却没曾想老三比自己还要上心。
“我操那份闲心干嘛。”江山及时调整了行驶路线。
重活一世，他是来过日子的，不是来结梁子的。
再说，这《雪竹图》上的秘密，原本就是人谢稚柳发现的。
他不过是将这件事的发生时间提前了一年半载，也顺带帮大哥添了一分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