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去找徐怀玉，可徐怀玉早已不见了踪影。
后来，徐怀玉大概是实在混不下去了，又跑去找郎副部长。以后，有关徐怀玉的消息，大家都是在郎副部长偶尔出差到本地的时候，从他嘴里听说的。这时候郎副部长的仕途已经越来越显赫了，养徐怀玉这么一个闲人也不在话下。徐怀玉依旧像从前一样，什么事也不干，成天喝酒，东游西逛。但是让郎副部长越来越不能容忍的是，身为大领导的他，竟然常常被徐怀玉搞得颜面尽失，下不了台。徐怀玉喝多了酒，当着郎副部长手下的面，在郎副部长的办公室里又是脱袜子又是打赤膊。还对下面人说：“你们别给姓郎的那么卖命，他这人狠毒得很。”有时候他喝得醉醺醺的，在部里乱转，到处找人陪他说话，叫人没法工作。郎副部长气极了，曾给他路费让他立刻走。徐怀玉接过郎副部长给他的钱，从里边抽出一张五百铢的，说：“这不就是钱嘛，有什么了不起的。”说着他拿出打火机把这张钱点燃，然后又叼起一支烟，用这张点燃的钱去点烟。
郎副部长后来又谈了一个女朋友，结婚的时候，徐怀玉在婚礼酒席上又喝醉了，他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说：“你们都有家了，你们都有家了，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没人管我了，没人管我了啊……”哭得大家面面相觑，这时，一个郎副部长在警察系统时最要好的兄弟，他叫胡凯，专程从帕尧赶到曼谷来参加郎副部长婚礼的，实在看不下去了，抬手就扇了徐怀玉一耳光。胡凯天生神力，在警界干的又是刑侦，擒拿格斗样样会，这一耳光下去，就把徐怀玉的一只耳朵给扇聋了。
参加完郎副部长的婚礼，胡凯要走了，他对郎副部长说，徐怀玉的耳朵被我扇聋了，也算是残废了，他在这里也是个累赘，你让我把他带走吧，以后我来负责这小子的生活。郎副部长当然求之不得。这样，徐怀玉就跟着胡凯去了蓬堤猜。
胡凯后来又调到苏梅岛，徐怀玉就住他家里，照样不干任何事，胡凯也不要求他干任何事。胡凯给他的待遇是，有饭吃，有酒喝，别的就没有了。平时，胡凯对徐怀玉是好便骂，不好便打。比如说，喝醉了要打，胡说八道要打，上班进办公室要打，不讲卫生要打，对女警贼眉鼠眼要打，到处乱跑要打。哪怕什么事也没有，仅仅因为胡凯心情不好了，也要打徐怀玉一顿。总之，胡凯是隔三差五地就要打徐怀玉。可怜徐怀玉一个堂堂五尺男儿，成了胡凯的一个肉沙包。徐怀玉实在受不了了，逃跑过一次，可因为身上没钱，跑不了多远，被胡凯派手下的人在巴莱逮到了，又是一顿好打，三天没起来床。又让徐怀玉立下毒誓，再不跑了，如果再跑，被逮回来的话，就要对他不客气了。说实话，不知道胡凯什么时候对他客气过啊。那以后徐怀玉再没有跑过了，渐渐地他似乎也适应了这种有吃有喝有人打的生活，日子过得也有些怡然自得了。白天，他一个人到街上或是公园里去逛逛，到了吃饭的时候就自动回来了，如果看到饭桌上没酒，他就去找胡凯要几百铢，买一瓶最便宜的白酒来，找零是要如实还给胡凯的，自己喝。晚上是不准离开住宅的，他在客厅里看看电视，然后就钻进楼梯拐角自己那间没窗户的小屋里睡觉去了。要是胡凯叫他到办公室去，他就知道要挨打了，也没什么可啰嗦的，一副可怜相，乖乖地去让胡凯打。胡凯也嗜酒，所以他才大度地允许徐怀玉喝酒，在这一点上他还是理解徐怀玉的。胡凯也是顿顿要喝，如果他喝醉了——这种时候虽然不多，那徐怀玉可就倒霉了，非被打得鼻青脸肿不可。
胡凯在给郎副部长的汇报中说，他现在对徐怀玉已经完全习惯了，甚至还挺依赖他呢，如果隔上一阵子不打他一顿，浑身都有点不太舒服。大家分析，胡凯这人大概天生就有很强的暴力倾向，正好碰上了徐怀玉这么一个天生欠揍的，两人虽不能说是一拍即合，但也成了一对挺不错的搭档。
再往后，大家就没有听到什么徐怀玉的消息了，逐渐地也就把他忘记了。
好些年过去了。去年秋天，黄友欢应清莱警察局之邀，前来指导一起离奇的杀人案件的侦破工作。他们把他安排住在美乐斯边上的一座旧庙改成的旅馆里。上头催得很急，黄友欢整天呆在旅馆里和他们开会，尽管是第一次来清莱，可也抽不出时间出去玩玩。
一天临近黄昏，他实在是昏头涨脑了，就出了旅馆，到外面去转转。沿着河边上的小路信步朝前逛着。天已经开始凉了，地下落满了红黄的枯树叶。一个老头坐在水边低矮的水泥栏杆上，面前是个小摊子，他用地道的普通话吆喝着：“瓜子儿花生核桃仁儿。”声音起伏悠扬，透露着股空旷劲儿。
小路上人不多，远处拱桥上车来人往，倒是挺热闹。偶尔一辆脚踏黄包车从黄友欢身边经过，车夫一身旧式打扮，黄色对襟衫，扎着裤角的黑色灯笼裤，脚穿老头鞋，头上还有一顶瓜皮帽。这是一种旅游项目，让游客坐在这样的黄包车上，体验一下旧时的风情。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