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在悦耳的乐曲声中，大家排着队，依次走上领导台。博登已经站立在领导台前面了，桌上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大堆红包。每人走到博登面前站住，和他握手，接受他给的红包，向他说一声谢谢。他对有的人还拍拍肩膀，说两句亲切的话。
红包里的钱都是一样的数目，一千铢。
因为拿了红包，因为酒菜丰盛，因为快过年了，结果那天有无数人喝醉。自然喽，喝醉了就忘掉了危险，不少人都挨了博登的揍。有人尝到了耳光，有人被踹翻在地，有人被酒杯盘子击中了脑袋，有女生被吃了豆腐。
从虞子衿进入公司到离开，只被博登打骂过一次，这是非常少见的，公司里的人谁没有被博登骂过或打过多次——上至副总经理下至普通职员，甚至包括博登的情人蓝部长。虞子衿认为自己之所以受到如此礼遇，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她的关系比较硬，她的表舅是内务部的宣传处长，又和博登是老同学，博登正是靠虞子衿的表舅，才把曲琴公司挂靠到曼谷行政执法中心的，这是博登非常看重的一件大事，他理所当然地要对虞子衿的表舅有所报答，也就是说要对她客气一些。所以曲琴公司那么多女员工，博登对虞子衿算是比较尊重的；第二个原因，是虞子衿这个人比较识趣，从不给别人找麻烦——她没有利用过表舅的关系向公司或博登提过任何要求，而且她对危险的嗅觉也很敏锐，每当博登喝醉了，或是觉察到他的情绪不佳，虞子衿总是离他远远的。即使他既没喝醉心情也好的时候，她也是除了工作上的必要接触，尽量躲在他看不见的地方。虞子衿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
但是，虞子衿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劫，这都怪她一时心软，才吃到了苦头。
前面说过，博登和蓝部长都是各自有家庭的，两人搞到一起后，就都不回家了，干脆在公司里同居了。也就是把会议室改成了他们的卧室，里面添了一张双人床和几个橱柜，反正他们也不在乎公司里的人说什么。当然公司里的人也不会说什么，老总搞个腐化算个啥事，哪个老总不搞况且他们还不仅仅是搞个腐化，似乎也有点感情吧，否则怎么能这么大张旗鼓地同居呢但是公司里的人虽然不会说什么，博登的老婆估计比较怕他，没见有什么动静，可是蓝部长的老公却不乐意了。几次三番地到公司来闹，后来还在一天晚上，带人来把博登给痛打了一顿，打得博登鼻青脸肿的。
自从博登被打之后，他和蓝部长就不在公司里住了，而是在外面的饭店里开房住，并且每个饭店都住不太长，就又换另一家饭店住。还有，他们住在哪家饭店是保密的，除了几个副总和虞子衿之外，公司里的人都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怕蓝部长的那个莽丈夫找到他们的住处后，摸了去再打博登。虞子衿之所以也知道博登和蓝部长住在哪里，是因为按规定她每天必须把录像带送到他们的住处，以前他们住在公司，录像带送到公司就行了，现在他们住饭店，虞子衿就要费点事把录像带送到饭店去。
虞子衿有博登和蓝部长所住饭店房门的钥匙，以备他们不在时她可以自己进来，放下新录像带，拿走旧录像带，显然他们对她是很放心的，不担心她会偷他们的东西。有一次他们不在，她打开门，进到他们的房间。在房间里东瞧瞧西看看，还走到卫生间门口朝里张望了一眼，发现抽水马桶旁边的地下，扔着一条血淋淋的纸巾，这给虞子衿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上班时，一看见蓝部长，虞子衿就联想到了那条血淋淋的纸巾。这种对于蓝部长的不雅的联想始终伴随着她，使她对蓝部长产生了一种隐密的亲切感，就仿佛她曾在自己的面前赤身**过一样，就仿佛她曾是的亲人一样。虞子衿对自己的亲人感情很深，毕竟血浓于水，亲人相处的画面始终会给她留下美好的记忆。蓝部长三十多岁，身材苗条，长得相当漂亮，也很有气质。她父母亲都是大学老师，她给人的感觉是很有教养，为人温和，一点也不张狂。按说她的情人是公司老板，谁都要忌惮她几分，可我从没看见她端过架子，或是训过谁，她跟谁说话都是轻声轻气的，也从不过问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能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虞子衿认为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起码比博登要聪明得多。但是，一个女人无论再怎么聪明，都还是有限的，无法超越现实的层面，这就是我们常常看见一个聪明女人与比自己差得多的男人搞在一起的原因——只要这个男人能在社会上获得成功。而照虞子衿的看法，能在社会上获得成功的男人，通常都是些蠢货，他们普遍对事物缺乏正常的判断，与人交往时丧失了起码的现实感。或许他们成功之前还不那么愚蠢，成功之后因为自我膨胀才变成了地道的蠢货。
那天上午，虞子衿拿着两盘录像带来到饭店，走到博登和蓝部长的房间门口时，她看见门没有关紧，有一条缝，同时听到了里面传来蓝部长的哭泣声和劈里啪啦的响声，她立刻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博登在殴打蓝部长。她早就听公司的人说起过博登打蓝部长这回事了，没想到这次让她给碰上了。本来，这时她惟一正确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