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王相、后宫姬嫔为主体的真二千石，实际年俸禄一千八百石，到手粮食九百石、铜钱四万五千钱；
郡太守为代表的二千石，实际年俸一千四百四十石，到手粮食七百二十石，铜钱三万六千钱；
郡都尉、中郎将、光禄大夫在内的比二千石，实际年俸一千二百石，到手粮食六百石，铜钱三万钱。
再到底下千石、六百石的县令，以及四百石、二百石的长吏，乃至百石小吏、百石以下的‘无秩’编外人员······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丞相那样，拥有四千石每年的实俸；
甚至就连‘千石以上’这道坎，都可以刷下去汉家官僚群体当中的九成九。
这些人怎么办？
没有动辄一千多石二千石的实际俸禄，更没有上千户乃至数千户的彻侯封国食邑，只能靠百十来石粟米、三五千钱铜钱过活的小官儿——官僚群体当中的‘大多数’们，又能怎么办？
在县衙，好歹是个二百石的官职，独自掌管县衙的某个独立部门，怎么都算是个体面人；
结果年俸粟米才一百石，甚至都不够养活一家五口的肚子！
得到的铜钱五千，要拿出一部分买粮食贴补家用不说，还要用于迎来往送、人际交往、人脉维护，以及家庭内部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毫不夸张的说：如今汉室所面临的状况，和千百年后的日月王朝洪武年间的情形，可谓是一模一样。
——除非家里有矿，否则，官就必须贪！
——不贪就活不下去！
类似的例子，在过去这些年的长安朝堂，也可谓是屡见不鲜。
先是太宗孝文皇帝时期的廷尉张释之，早年因为其商籍出身而得不到重用，连续十几年在尚书台担任郎官，负责整理文档，以及蹉跎时光。
在得道重用，也就是得到当时的袁盎举荐之前，张释之已经萌生出了辞官返乡的打算。
而对于自己即将辞官返乡这件事，张释之给出的理由是：久宦减仲产。
——久宦减仲产。
——做官做久了，导致兄长为了支持我在长安做官，而使自己的产业缩水。
除了张释之这句名垂青史的‘久宦减仲产’，当然还有先帝时期两袖清风的老丞相：故安贞武侯申屠嘉。
对于这位老丞相，在刘胜与其确立师徒关系之前，坊间风评可谓是褒贬不一。
有人说申屠嘉是个除了清廉一无是处，甚至是个为了‘清廉’的名声、为了爱惜自己的羽毛，而宁愿将政务荒废的败类；
也有人说，申屠嘉忘记了自己为人臣下的本分，只仗着自己是开国元勋、太祖随从，就倚老卖老，肆意欺压太祖高皇帝的子孙。
但在申屠嘉故去之后，却再也没有人说这位老丞相的坏话了。
哪怕没有刘胜，也不会再有人说申屠嘉的坏话。
因为在申屠嘉病故之后，长安朝堂才在刘胜的刻意引导下惊讶的发现：堂堂大汉相宰，在丞相的位置上坐了十来年，结果临了临了，还要儿子到处去借钱，才能勉强操办完后世。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与如今汉室的厚葬之风盛行有关，但一个在丞相之位上做了十几年的人，积攒下里的财富却连自己的后世都办不了，也实在是有些骇人听闻了。
明白这一点，再回头看官员层出不穷的贪污腐败问题，情况就明朗多了。
——当然有坏人。
——当然有贪得无厌，为了贪而贪的人。
但绝大多数人，都是被逼的生活都无法保证，才没能抵挡住诱惑。
试想一下：你是一个秩禄四百石的官员，年俸三百六十石，每个月的俸禄是粟米十五石，外加七百五十钱；
你上有老母，家有娇妻，下还有三子儿女，共计一家八口人；
粮食倒是够吃，虽然是八口人，但儿子都还小，饭量远不及成年人。
就是这每月七百五钱的俸钱，实在是让你有些捉急。
有时候，是老母亲腰酸腿疼的，要去找县城的药铺抓药；
也有时，是妻子念叨着已经小半个月，没有从饭菜里闻到过荤腥。
更要命的是：作为四百石级别的县衙长吏，县领导班子核心圈内的人物，你的人情往来实在说有点多；
上面的人婚丧嫁娶，你得去随礼；
下面的人有红白事，你也得有所表示。
逢年过节，还要给自己的嫡系发点酒肉布帛，才能将‘以后一定不亏待你们’的大饼继续画下去。
你的俸禄早就不够用了，老丈人甚至还得骂骂咧咧着，三五不时再给你补贴一些。
就在这种时候，有个富豪找上了你，要你帮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忙。
这个忙，甚至小到了你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在县衙关于某一件事发起讨论时，不要发表任何看法。
简而言之：让你在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