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其实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但是，这一方面，内政部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官职的。
大致，也是八品九品的。
手持尚方宝剑这是一品，可是手中要是没有尚方宝剑，那就是没有任何品级。
对于赵佶来说，还是很好控制的。
最主要的是，内政部的官吏，区别于其他的官吏。
让赵佶感觉可以更加的得心应手，执行率极高。
大宋的升迁制度有两大弊端。
第一是“明黜陟”指的是当时北宋官员的升迁制度。
大宋朝官家为了笼络士子之心，给出了非常宽泛的升官标准。文官三年一次，武官五年一次，只要期间不犯错就可以官升一级。也就是说，考核官员晋升的条件不是看谁更优秀，而是看谁更少出错。谁都知道，做事情就有可能出错，不做事情则绝不可能出错。于是大宋朝的官场就变得越来越佛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了绝大多数官员的处563世之道。
“抑侥幸”是指变革北宋近乎泛滥的恩荫制度。从宋仁宗他爹宋真宗时代开始，大宋官员就对每年的南郊大礼，以及万寿节充满期待。因为这两天皇帝要向臣子们广施恩泽，从两府大臣到各路提点刑狱官以上，都可以向朝廷申请恩荫名额。比如某位翰林学士每年可以恩荫一位子侄当官，数十年下来，光这位翰林学士一人就可以带出几十个“官二代”，这样的官场生态显然是极不健康的。大宋冗官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大一部分原因便在于此。
范仲淹倒是搞庆历新政，最终也就是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后就宣告失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变革派大臣也纷纷被排挤出了朝廷。
亲历新政之后，利益集团却是越来越强。
庆历新政失败后，社会矛盾并未缓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冗兵资费更是加倍，民族矛盾也是十分尖锐。
最主要的是，大宋朝政并没有好转，而是异常空虚，只能进行拼命进行搜刮。
庆历年间，农民和士兵的斗争刚刚下去，各地农民又开始新的造反。
嘉佑四年四月，刑部官僚上报说，由于民贫乏食，一年当中曾发生“劫盗”九百七十起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变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这就是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对熙宁时王安石的变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在庆历新政的基础上扩大和深化的。
但是，变法的核心还是没有触及到利益的真正核心，
变法反倒是变成了常同伐异的攻击，新富和旧富斗争。
新富内部自己也在分裂。
大宋的常争空前绝后。
家国天下没有人会在意，百姓死活，无人理会。
趁着这个机会，谁都想要多赚点，多拿点，干掉自己的政敌。
常派之争，已经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朝廷的正常秩序。
但是，内政部却是不一样。
武松从来都不说新法，也从来都不要求大宋变法。
内政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方便狗皇帝弄钱的部门，最开始也只是垄断了茶叶的生意而已。
只是，后来，慢慢的开始了铸铁，造炮。
做起了军火生意。
武松不说新政，只要不说，就不会树立靶子。
只要说服了赵佶，那么剩下(bhbj)的一切就都好办了。
要对付一个利益群体，最好的办法就是扶持起另外一个利益群体。
用大炮对付大炮，用魔法来对付魔法。
等到还有一天，内政部势力足够了，便是可以改天换日的时候，变法，自然是水到渠成。
当然，在这之前，内政部还是要跟枢密院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较量。
武松不急，首先需要稳定的还是钱粮问题。
**品的小官，需要支出的福利并不多，而且，他们的福利来源，主要也是来自于内政部，看内政部的利益，赚得多，给的多,赚的少，给的少。
其次就是，他们需要办事儿，看政绩说话，政绩决定了自己的福利待遇。
赵佶很是得心应手。
武松瞧不上新富自然更是瞧不上旧常。
更是懒得在朝堂当中组建自己的势力。
以他如今的权势，每年想要巴结他的人多了去了，他要组建一个常派还是很容易的。
只是，见到了新富和旧常之间互相攻讦。
再看看新富内部也是争权夺势。
武松也就没心思了。
这就是一个大染缸，再好的年轻人进来，都会被染黑了。
想要组建一套行政班子，那就得从自己亲自培养。
内政部便是如此。
想要参与内政，都是要从基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