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从《左传》里涉及到的《周易》内容与竹书、帛书、今本《周易》对比来看，《左传》反映的《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名称及“画符号”做为《周易》每篇文章句子的“题称”（即“繇题”），而竹书、帛书、今本《周易》本是一种文本的不同版本，都是以“九·六”为“爻题”的结构形式。这是在春秋《周易》文本的“繇题”称法上，改变以“九·六”数字为称法的结构形式。今天所传承下来的《周易》文本，是以“九·六”为“爻称”结构形式，而抛弃掉春秋《周易》文本的那种结构形式。无疑，我们所传承的是一部卦爻式的《周易》，是曾做为卜筮工具的《周易》。这种卦爻式的《周易》，无疑又是史巫对原创《周易》文本逐步阉割的产物，也是为神秘主义政治服务的产物。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春秋《周易》文本是定型于何时。
4、春秋《周易》文本的定型时间
通过对春秋《周易》文本与今本《周易》的对比，两者除结构称谓不同外，其内容是相同的。即相同的画符号、名称及文辞。而不相同的是，春秋《周易》文本里是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做为“繇辞”的繇题，今本《周易》里则是以“九·六”数字做为爻辞的“爻题”。
为何秦汉时期没有承传《左传》一书里反映的春秋《周易》文本呢？只有一种解释，春秋《周易》文本还没有把《周易》里的符号演变成阴阳属性，来以“九·六”数字代称，随着阴阳学说的上升，并成为帝国里的“思想律”，春秋《周易》文本，随之改造成“九·六”爻题的文本，也就易如反掌。
无论竹书《周易》、帛书《周易》、今本《周易》是一脉相承的“九·六”阴阳爻式的卜筮文本。而《左传》里反映的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来排《周易》每篇里的文辞“题称”，虽然这种文本也曾被史巫用于卜筮，但总的说，已经证明《周易》文本是个被演变和被改造的过程。也说明了今本《周易》，不是原创《周易》文本，这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为从时间上说，《左传》反映的春秋《周易》文本远远早于竹书《周易》文本。既然今本《周易》是个被改造的过程，那么对春秋《周易》文本也就值得怀疑是不是原创的文本，事实上春秋《周易》文本却不是原创的《周易》文本。接下来我们先看春秋《周易》文本是定型于何时？
从历史上最早的文献中记载《周易》一书的，莫过于《左传》了。已知再没有比《左传》一书更早的文献书籍里有记录《周易》一书了。《春秋》里没有，《诗》里没有，《书》里也没有。《左传》之前屈指可数的几部书籍里并没有反应《周易》一书。就连目前从地下的考古上，也没有发现战国晚期以前有对《周易》记录的材料。考古上出土的战国中期的楚地祷祭竹简上没有《周易》的反映；考古出土的西周、东周时期的大量青铜铭文上也没有《周易》的反映，以及西周、春秋、战国前期考古出土地下其它材质上的文字记录里，均没有发现对《周易》一书的记录。这有待新的出土资料，对《周易》一书早于竹书《周易》之前的发现。
就目前从地上的文献书籍来看，唯有《左传》一书反映了《周易》，从《左传》一书里记载的最早的一个筮例来看，春秋《周易》文本已在春秋前期已经出现。即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里记“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这一筮例来看，春秋《周易》文本已在春秋前期已经定型。因《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所记载了在陈完（字敬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