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与新兵们对王朝或国家的忠诚相比，同样令人担忧的是糟糕的管理和蹩脚的人事安排。萨克森人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加入普鲁士军队的，而是以团为单位顶替和补充普军。从表面上看，腓特烈的决定不无道理。这么做可使“老普鲁士”部队免被稀释，因为萨克森人中间有许多隐藏的不满分子，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集体身份认同。几代人以来，德意志各国都以有组织的团为单位，为别国提供雇佣军和辅助部队，无论他们的雇主是谁，总体而言，这些部队都打得不错。然而，事实证明，腓特烈遇到的情况有些反常。在皮尔纳投降的萨克森军组成了10个“萨克森”团，指挥这些团的普军军官也选用不当。在高级职位层面，他们中间有数量多到不成比例的败类，都是他们的前单位急于打发的粗野、愚蠢、逆反和野心勃勃的家伙。在那些刚刚被委以重任、充实了基层岗位的少尉面前，这帮人只能树立糟糕的榜样。
在军队重组之后，腓特烈立即率军入驻冬令营——按照冬季的时令特点而选择的营盘地址——问题随之变得更加复杂了。从管理方面而言，这意味着各团分散驻扎在村庄和棚屋营寨之中，而非像美国内战期间的联邦军队和邦联军队那样，以更大的编制集中宿营。
此外，按照传统和习惯，冬季被公认为一个放松身心的季节，训练要等到开春才开始。因此，在那几个前萨克森团里，军官很少或根本不与他们的士兵接触，而士兵拥有充足时间来规划自己在新环境中的未来。
1756至1757年冬季，即使按普鲁士的标准，逃兵率也高得离谱。重要的是，萨克森逃兵没有一走了之，而是加入了奥地利军队，在他们自己的长官手下的辅助部队中服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腓特烈对待萨克森的新政策，即不把萨克森当作战败的敌人，而是当作一个被征服的省份予取予求。除了不断直接征发这个选帝侯国的粮食、饲料、服装和人员等物质资源外，萨克森还一共被榨取了4800万塔勒银币，几乎是七年战争中普军全部开销的1/3。这样的牺牲当然绝不是自愿的。普鲁士人有条不紊地执行绑架人质和武力榨取政策，到了战争结束时，这一政策把萨克森推到了毁灭的边缘，而在此之前很久，这一政策就严重损害了普鲁士的国际声誉。——让普鲁士不像一个法治国家，倒像一个随性乱来、只顾实惠不顾名声，更加不顾法度的国家。
可惜的是普鲁士的军人眼里似乎就只有纪律而没有法度，这种东西虽然逻辑上来讲，这两种东西在本质上有着巨大的共通性，在形式和逻辑上，甚至是在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上也都是如此，可在普世军人看来，却偏偏好像就不是这样的。
不过此时的海宁并没有心思去琢磨普鲁士的军队情况，他更在意的是此前于罗布西茨战役当中给腓特烈好好上了一课的奥地利军队。
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改革始于两场西里西亚战争期间，在《德累斯顿和约》《亚琛和约》签署后的几年间，军事改革成了帝国最优先考虑的问题。西里西亚的沦陷使奥地利失去了最为富庶的一个省份，也让腓特烈的兵锋距离波西米亚近在咫尺，而波西米亚正是帝国的第二号财税来源。无论进攻还是防守，奥地利都需要一支“新模范军”。
但是，要供养这样一支大军，奥地利还需要进行重大的行政改革。一百年来，哈布斯堡王朝从皇家地产、自私自利的大贵族和富裕的盟友那里筹集资金，来资助自己的战争。现在，玛丽亚·特蕾莎女皇计划组建一支和平时期不少于16万人的大军，这样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建立在临时性的财政和行政基础上的。
奥地利军事和行政改革的主要负责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豪格维茨，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西里西亚人，一想到自己的家乡落入普鲁士之手，他就痛心疾首。豪格维茨彻底改革了税收体系，起初，他期望各省把地产税翻一番，承诺一次性缴纳十年的税赋，并把收到的税金移交给皇家行政官员。神职人员和贵族也得照章纳税，即使客观上他们承担的税额并不公平。事实证明，改革的结果并不太喜人，尤其是在匈牙利。然而，1748年之后，皇室收入大为增加了，尽管根据现有的史料很难得出确切的数字。与眼下的目标关系更密切的是军事开支稳步增长，军费从1740年的1100万弗洛林增加到了1756年的2160万弗洛林。
此处的弗洛林是最早发生于佛罗伦萨的一种金币。
撒钱并不总能招募到好兵，但是奥地利基本做到了。1746年，最高军备委员会全权负责军队补给，御前战争委员会得以把精力集中在计划和训练方面。1748年，御前战争委员会迎来了一位新主席——陆军元帅利奥波德·道恩。在道恩元帅的指导下，所有三个作战兵种都施行了崭新、全面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都受到了普鲁士榜样的影响，但不是全盘抄袭。
1752年，随着维也纳新城军事学院的成立，军官培训得到了改善，该学院的宗旨是为军官候补生提供系统性的指导，以往培训他们的任务都由野战兵团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