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六月，王嘉胤陷黄莆川、清水二营，据守府谷。洪承畴、杜文焕围之，大败王嘉胤。”
“三年八月，洪承畴与杜文焕于孤山堡大破王嘉胤。”
“崇祯三年九月，洪承畴与陕西巡抚李应期定计诛杀已经投降的王左褂及其部下。”
可以看出，洪承畴的剿贼策略已与杨鹤大不相同。对于降将降兵，也会视具体情况，来决定是留是杀。
同时，已经调入关内的曹文诏被封为延绥东路副总兵，率兵前往西北，听命于洪承畴，剿杀起义军。
崇祯看着奏疏，那是陕西参政刘应遇所写，回答皇帝对于杀降的问询，“王左褂虽降仍掠，不得已而戮之以示警……”
沉思良久，崇祯提起朱笔，回复道：“
贼势猖獗，招抚为非，杀之良是。”
从以招抚为主，转为剿杀，崇祯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是民乱扩大蔓延，使其烦不胜烦。也因为杨鹤招抚后的神一魁却抢掠如故，甚至降而复叛、反复无常，激怒了皇帝。
其实，杨鹤将重心放在招抚之上，在农民起义军尚没有壮大的时期，也不算失策。
降而复叛的主要原因是明廷无力承担数量巨大的善后款项，老百姓吃不饱，只能再次起义，导致了招抚之策的彻底失败。
说到底，还是钱粮的问题。有钱粮，老百姓不会造反；有钱粮，已经被招降的起义军，也不会复叛。
崇祯又拿起了洪承畴的奏疏，阅看着，皱起了眉头。
“……大荒已历三载，群盗纷起，卫边营堡与临边州县，饥寒彻骨，所在思变，危迫情形，从来所无。臣首联人心，次讨军，实拮据……”
洪承畴是诉苦要钱的，但还是保证全力剿寇，并请求皇帝能够暂从宽宥。
提到钱，是崇祯心中最敏感，也是最为难的事情。
崇祯皱眉思索了半晌，给洪承畴写了回复，答应拔调一批粮饷。至于够不够，他却是没有办法。
加征辽饷已经决定下来，但要收上来，却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对此，崇祯也是无可奈何。
幸好，辽东那边有东江镇，已经压制住了建虏，平辽指日可待，终是要除了这心腹大患。
下面的奏疏是群臣所上，自杨鹤获罪后，各大臣皆上奏主抚之弊端。就连洪承畴也是忐忑不安，唯恐“剿抚失策”而步其后尘。
是以剿为主，还是剿抚并重，抑或是先剿后抚，朝廷并未有定论。其实，这个问题还是要看所面对的起义军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御史吴生上奏：“招安之弊载在史册，今宜以先剿后抚为定策。如果投戈弃甲，则剿之中亦可抚。如或狡诈复逞，聚掠不散，则抚之时，亦自有剿之用。”
兵部侍郎熊明遇上奏：“秦中诸寇，向者明旨原许剿抚并行，固谓剿其渠魁，抚其胁从，与夫渠魁乞降亦从抚、胁从负固亦从剿也。”
“若使剿胁而抚渠，已降复叛而亦抚，阳降阴叛而亦抚，则抚既滋玩，剿必不威，贼之荡平无日矣......”
这两位大臣说得很中肯，尽管杨鹤主抚失败，不应该以抚废剿。但也不要走极端，完全废除招抚的手段。
对乞降的贼冠首领可以招抚，对于顽固胁从也应该坚决剿灭，降而复叛的不可继续招抚。
只有剿抚结合，才能更快地平定民乱。过于强硬，全部剿杀的话，绝了贼寇的生路，使其困兽死斗，对平定民乱不利。
崇祯沉思良久，又拿过洪承畴的奏疏，仔细阅看了一遍。
再次细读，崇祯从洪承畴的措辞中也品出了深含的意味。洪承畴的强硬是唯恐步杨鹤之后尘，但也委婉地提出强自寓抚，而实以剿坚抚的意味。
“终究还是难以确定朝廷的侧重点是剿还是抚，洪承畴才因杨鹤获罪，而一味剿杀，唯恐步其后尘。”
崇祯明白过来，知道自己的态度应该明确，才能够让前线将领贯彻实施。
思虑半晌，崇祯在原来的回复后又补充道：“督臣洪承畴可布告远近，使陷没之城邑速复。着名之贼首必诛，其余党之能杀贼自效或赤身归命者，仍许以不死。”
对待起义军，所采取的措施仍然是剿抚并用，崇祯终于给前线将领定下了比较明确的政策。
尽管如此，崇祯对杨鹤却没有宽恕之意。但现在严厉处置也似乎不妥，给人一种因抚获罪印象。
先关在监狱里，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崇祯眼中闪过几分寒意，对于辜负自己的臣子，自袁崇焕之后，他是愈发痛恨。
“皇爷，该用早膳了。”王承恩趁着崇祯停顿下来的空当，上前躬身奏道。
崇祯甩开思绪，点了点头，起身走到旁边的桌旁，看着桌上的饭菜，脸色不由得沉了下来。
王承恩多机灵，马上就猜出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