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说他是浙党，主要的原因是他方老夫子起复就是浙党领袖沈一贯一手扶持的，乡籍又在浙江湖州府，而且起复之后，为了避免言官们对施政的过度干预，他充分利用浙党作为挡箭牌，说他是浙党可谓是实至名归。但是他久居京师，又是国子监祭酒起家，门生旧故多如牛毛，根基实际上是在京师，沈一贯辞世后，浙党那边奉承他为大佬，其实也只是借助他的名望和人脉。
再说齐党，那就是他学生、门人亓诗教组织的。亓诗教算什么？开始张罗组织齐党时就是个礼科给事中，等到他因受到敕命褒奖转任吏科给事中时，齐党才算是有了点眉目。山东虽为圣贤故里、文昌运盛，入仕者众，可他一个小小的给事中，虽说有点权力，但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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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主持过科考，如果没有借助方从哲这块招牌，要靠他自己组织起现在的齐党来，谁信啊！由此来看，方从哲也可以说也是齐党的大佬。
于是乎在齐浙两党的纷争之间，原本就“无党无派”的方从哲便似乎成了唯一的纽带了。可这个纽带却对朋党和党争厌恶之极，能不参与党争就绝对不参与，他老夫子的原则只有一个，你们爱怎么撕就怎么撕，别带上我、别干扰朝廷大政方针就行。
可是他方老夫子还是太天真了！
人家为什么要组织朋党？为的就是壮大自己在朝廷的势力。为什么壮大势力呢？还不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升官发财。人家都升到朝廷中枢的关键位置了，钱也有了，势也有了，就不允许人家实现“治国起家平天下”的抱负来刷点名望吗？如此凭什么不让人家参政议政呢？你别管人家有没有主政一方的经验，人家熟读春秋好几千遍，比关羽那只读了一半的强多了，关羽那半吊子都能主政荆州，人家凭什么不行？你也别管是不是话本杜撰的，白纸黑字，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人家是信了。
由此，方老夫子是想的也就只是他想的，以他为旗帜的那些下面的人可跟他不再一个频道上。有明一代官场上，谁见谁怕的言官们就有如久旱逢甘霖的青苗、又如同漫漫长夜见到了黎明的曙光、再好比饿的前胸贴后背的婴孩见到了自己的亲娘或者是奶娘一般的发现了“朋党”这个非法但任谁都要掺和一脚的华丽平台。
有了平台了，不好好折腾一番那不是浪费资源吗？于是言官们便自主的给自己赋予了朋党喉舌、第一打手的历史使命。都有了使命了，那就撕呗！你也别管我懂不懂你这块业务，我就是胡说八道，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左“风言奏事”、右“言者无罪”，“成群结队”在胸口、“以小制大”在腰间，人挡撕人，鬼挡撕鬼。就是看你们这群大佬不顺眼，你能怎样？我兹要是弹劾你，你就得请辞，不请辞就是贪恋权位、臭不要脸，全天下的读书人都不会放过你，看你怂不怂！
于是乎，党争就变得不仅仅是“政见之争”那么纯粹了，或者说党同伐异从来就是党争的主流，只不过是从前的那些大佬们没有好好使用说明而已。
话再说回来，其实辽东的事权是在浙党手里，还是在齐党手里真的重要吗？不重要，两党虽说还分彼此，可实际上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相互间争来争去，实际上也不是路线问题，说白了就是谁当老大的事。按说浙党方从哲是目前唯一的内阁成员、当朝首辅，他做老大最为合适，可这位死活不干，于是便有了争议，齐党在朝中人数多，浙党这边虽人数不显，但高官多，而两党在朝内的关键位置也不分伯仲，所以才有了长时间的争执。
后来争来争去便出了真火了，但向王辉城这般下手如此不择手段，将国朝大事当做党争工具的，还是第一次。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七，王辉城从上午开始，跑了好几个衙门，只为一件事，便是让各位老爷们尽快起运那一万五千石军粮和才筹措到的十万两银子，尽快送达辽东。然而就在两个月前，便是他四处运作要压下这批钱粮，硬生生将本要在正月起运的银子拖到了二月末，可现在他却着急了。好歹各方还都算给面子，一天下来手续是齐全了，而后这笔钱粮还是通过天津起运辽东。
忙了一天，王辉城回到家中却也不休息，将下人都赶的远远的，便和自己的小妾一起在内院烧起东西来，二人忙前忙后整整烧了一宿。待第二天一早，下人来敲门叫他起床去衙门时，才发现王辉城和他的小妾二人服毒了。
然而就在仆人准备报官的时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沐宸便带着刑部的官差登门了，在得知王辉城服毒自尽后，李沐宸便命刑部的官差仔细的搜查了王辉城的府邸，搜检出两小箱的文书，而后也没有为难王辉城的家人和仆人，便离去了。
没人知道王辉城为什么自尽、都察院为什么要抓他。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京师保大坊，锦衣卫分驻保大坊千户所，木质的刑床已经被受刑人所流的鲜血给洇成了黑色，在床板上还留有受刑人忍耐不住酷刑而用手指甲留下的条条抓痕。现在躺在刑床上的人是个女真人的密探。
他是以山东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