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的州虽是地方最大的行政区，但各州以刺史为监察长官，州刺史仅秩六百石，却能监察州级之下秩两千石的郡太守，是以小驭大，大小相制的手段。
东汉末年，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大汉的中央却忙于权力斗争，在平定叛乱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宗室刘焉目睹朝纲混乱、王室衰微，起了不臣之心，欲求一地割据。
其人乃向汉灵帝建言“刺史、太守行贿买官，盘剥百姓，招致众叛亲离。应该挑选那些清廉的朝中要员去担任地方州郡长官，借以镇守安定天下。”
汉灵帝也需借助地方力量制衡朝堂上的世家，乃同意刘焉之请，下诏恢复了汉成帝时废置的州牧之设，并提高其地位，居郡守之上，掌一州之军政大权。
朝廷本就对地方失去掌控力，州牧又位高权重，军政一手抓，还能辟除幕僚官员，拥有临机决断的用兵权，成了实质上的土皇帝。
此令一出，汉末军阀割据的大幕便就此拉开。
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夏长期分裂。
各国本就是割据政权，又吸取了汉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对地方的再割据防范更严。
由是，各国不断拆分州级单位，使得天下之“州”越来越多，州的辖区也就相应越来越小。
南北朝末年，北周和南陈加起来，已经有二百五十三个州，而下一级的郡不过六百九十八个，最基层的县只有一千五百六十二个。
隋灭陈后，隋文帝看到了三级行政机构设置的不合理，乃罢天下诸郡，让州直接管县，等于是把州降级到原来郡同样的地位。
至隋炀帝时，干脆就把州全部改名为郡，使之名位相符。
唐沿隋制，并增加了“府”这级特殊行政区划，但帝国疆域万里，中央直接管理几百个府州，事务十分繁杂，非常不方便，也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中唐之后，朝廷便在各州之上再设置“道”级行政机构，将全国分为十道监察区，变成了道—州—县三级行政管理体制。
各道的长官是观察使，观察使如同汉朝的刺史，实际是御史台派出考察地方行政的中央官员，并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长官。
但到了后来，又因种种原因，观察使逐渐变成地方实权长官。
再后来发生的事情，便和汉末刺史改州牧后如出一辙——地方大员权力过于集中，尾大不掉，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急剧减弱，国家由此陷入军阀割据的长期混乱状态。
宋初，基本因袭唐朝旧制，以“道”为行政区划，分全国为十三道。
后来，朝廷又略做改革，设置“路”级行政机构，“道”“路”并存数十年。
直至至道三年（公元年），宋廷才开始废“道”改路，定天下为十五路。
再之后，又数次调整，至崇宁四年（公元年），赵宋治下的“路”级行政机构终于增加到了二十四路。
算上徐泽没搭理的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两路，赵宋百年来，国土面积只增加了很小一部分，最大的地方行政机构“路”却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整整一倍。
赵宋朝廷此举，其实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断拆分“州”级机构的原因基本相同。
盛唐犯了强汉差不多的问题，赵宋也同样走上了魏晋南北朝类似的道路。
历史就是在这样不断地重新构建中走向前进。
但历史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大唐的“道”并不完全等同于大汉的“州”，赵宋的“路”一分再分，却也不是简单地走前人走过的路。
北宋“路”一级机构的职官有监司和帅司。
监司又包括“漕司”（转运司）“宪司”（提点刑狱司）“仓司”（提举常平司）。
此外，包含重要矿区和港口的路，还会设置提举坑冶、茶马、市舶等司。
漕、宪、仓等司都有监察职能，路一级实际也可视为汉时州、唐时道一样的监察区。
因而，监司号称“外台”，具有监察职能，权任颇重。
帅司即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
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通常为首州、府）。
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赵宋又设“走马承受”（政和六年，赵佶下诏改走马承受为廉访使者）一职。
走马承受最初仅密察将帅的言行举动，不涉它事。
后又增加监察本路将帅、人事、物情、边防及州郡不法事之责。
要求“事无巨细，皆得按刺”，并且每年一次赴阙直达奏事，如有边警急报，不时驰驿上闻，还许风闻言事。
路的漕、宪、仓、帅四司都属于中央的派出机构，分别执行中央各部门的命令，并没有一个凌驾四司之上的机构或个人。
如此一来，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