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想象自己扮演教练的角色，而且我对当教练实在没有太多兴趣。
首先，我不想穿西装；其次，我没办法在不妙的情况下脱下西装上场。
1991年退役时我说了同样的话，但还是有球队打电话给我，让我考虑为他们工作。
那时候我还没做脊柱融合手术，即使我想工作，我的身体也无法胜任。
我仍然很痛苦，甚至无法走路，别说站在场边指挥，坐飞机对我而言都是一种折磨。
另外，我想休息一段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过去十几年时间，我一直在全美各地飞来飞去。
退役时我和妻子承诺了，我要休息，陪伴儿子康纳一起成长。
我喜欢花时间陪着他一起，教他游泳、钓鱼，当然还有打球。
我们家很快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女儿玛丽亚。
后来我复出参加了1992年奥运会，成为梦之队的一员，这是我无法抗拒的。
至于做教练，我依旧持否定的态度，我没什么兴趣。
我不能确切的告诉你，我什么时候改变了主意。
可能是1993年波特兰悲剧触动了我，又或者1994年辛普森案改变了某些想法。
还有可能是上映的《阿甘正传》让我想重新投入到滚滚的历史潮流中。
但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我住在佛罗里达的那不勒斯。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居住地，但在那儿只有很少很少的事情可以做。
在这个世界正发生轰轰烈烈的变化时，我却变得无所事事。
一开始我是很喜欢待在那里的，人们认出我但不会找我签名。
他们只满足于挥手和我打招呼，那是一段平静安宁的日子。
我在那不勒斯四处游走时不必担心一大群人会跟着我，这感觉真好。
我从不习惯人们认出我，然后大惊小怪，这会让你成为困在屋子里的囚徒。
在波士顿，我走哪儿都会被认出来，凯尔特人的球迷非常热情，可因此我不能7点钟去看电影或者去商场。
我不介意有人向我要签名或者合影，可被一群人围着的感觉并不好，我会变得非常焦虑，只想离开那里。
退休后在那不勒斯，我过的相当轻松，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打高尔夫球。
过一阵子，我厌倦了高尔夫，我开始钓鱼。
接着，我又厌倦了钓鱼，我感到很无聊。
于是我更多陪伴孩子、妻子，带他们出去玩，弥补我过去的缺失。
可是我觉得我的生活缺失了，作为一个运动员我老了，可作为一个人，我还很年轻。
我不能也不应该停止工作，有一件事我越来越确定：我不能再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无所事事。
我不缺钱，我需要的是某种挑战，在我退休的几年时间里，这种挑战是缺失的。
黛娜对我了若指掌，她看出我有些坐立不安。
黛娜最好的一点是她不在乎我做什么，她都会支持我。
她愿意尝试新事物，愿意去任何地方。
如果我今晚告诉她，我们要收拾行李去洛杉矶，她会说：“真的？好啊！”
虽然我们定居那不勒斯，但我们在印第安那、波士顿都有房子，我们都住过。
哪里都不算我们真正的家，可能房屋对我而言只能算居所，真正的家是你能让你有归宿感的人和事业。
人我有了，我需要一份事业，尤其在我儿子康纳、女儿玛丽亚渐渐长大后，他们开始听到一些关于爸爸的事，知道爸爸过去是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
康纳对此感到很好奇，他会问我：“你很厉害吗？”或者“你以前经常训练、打球？”
（两个问题都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有一天，康纳回到家，他问我是否认识阿甘。
如果认识，能不能让他到家里来一趟，康纳想见见他。
我告诉康纳，他小时候在巴塞罗那已经见过阿甘了。
那时候阿甘和梦之队成员一起住在酒店里，就在巴克利房间隔壁。
他还和阿甘的儿子，斯托克顿的儿子，还有其他小孩一起玩耍过。
康纳对这个回答很满意，之后一段时间，他没怎么再提起阿甘。
又有一天，康纳放学后回家问我：“爸爸，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当时是1996年，我本该为凯尔特人做一些顾问工作。
但我并没有为他们做太多事，我知道我想离开那里。
就在那时候，我意识到，也许是时候回去工作了。
我不想我的孩子长大后认为他们的老爸整天只知道打高尔夫球。
多年来，至少有三支不同的球队向我提供过主教练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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